孙未，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上海。英国霍松丹学者奖金获得者、丹麦黑尔国际写作计划成员、爱尔兰科克驻市作家、匈牙利佩奇驻市作家、瑞典波罗的海文学中心驻会作家、拉脱维亚文斯皮尔兹文学中心驻会作家、罗马尼亚多瑙河挈达特文化中心驻会作家、爱尔兰利默里克文化城市年访问作家、美国爱荷华大学交换项目访问作家等。已出版书籍15部，包括长篇小说《单身太久会被杀掉的》、《熊的自白书》、《寻花》等，孙未金钱系列小说《豪门季》、《爱欲季》、《钱美丽》等，以及评论集《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等。另在重要文学期刊发表小说《瓶中人》、《大地尽头》、《愿同尘与灰》等30余部。作品获第六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优秀作品奖等多个奖项，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地区出版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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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塔里
文/孙未
往英国去
几年后，我飞抵哥本哈根机场，在瑞典朋友家里借住一宿，清早从中央车站买票去尼奈斯港，再坐了几个小时的轮船才终于到了约定的写作营，汉娜却并不在那里。
我写邮件给她，也始终没有回复。前一封邮件还是半年前，她在意大利雪山湖区的某个写作基地，盛赞那里一日三餐丰富美味，红酒管够，之后去美国匹兹堡和纽约郊外的两个写作营小住数月，便来瑞典会我。我猜想可能她计划临时有变，又正好住进了某个没有互联网的写作营里。派屈克也没有赴约，他由印度去了土耳其，之后又到了西班牙海滨的一个写作营，邮件里说，他顶讨厌西班牙男人看球时的吵闹。
写作营的那座房子面朝大海，我抵达的季节正是仲夏前后，这个月份几乎没有夜晚。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波罗的海在我工作台正对的窗外变幻出万千种不同的色彩，于古城墙的映衬下，有一种不真实的深邃之美。我们步行所及范围中还有五六处大教堂的废墟，13世纪到14世纪的遗迹。走进那些依然雄伟的地基，在残墙勾勒的轮廓中，昂首望见的不是骷髅岗题材的巨型壁画和彩色玻璃，而是高渺璀璨的碧蓝天空，这无疑是我记忆中最壮丽的教堂拱顶。
写作营人满为患，每个房间都是前一个作家刚收拾离开，当天下午后一个就搬了进来。据说这是北欧写作营夏季的常态，若是到了冬季，怕是只有寥寥数人愿意忍受这儿下午3点就天黑的气候了。我在厨房里听着人们用瑞典语和挪威语相互交谈，丹麦语也加入了，他们彼此也勉强能听懂。俄国人在煮红菜汤和喝烈酒。斯德哥尔摩来的作家每天吃着烟熏三文鱼加煮土豆，或者腌鲱鱼罐头加上小葱和酸奶油调成的酱汁。芬兰的那个比较懒，每顿都是从超市买回来可以在微波炉里速成的比萨或印度咖喱鸡。
他们鄙视犯罪小说，鄙视恐怖小说，鄙视《达芬奇密码》这类他们声称特别像好莱坞电影剧本的小说，总之鄙视一切可以赚钱的小说。但凡不能卖出几本的书，再差他们也认为有可取之处。这些作品至少很真诚，这是马修二世的原话。
每个写作营在一段时间里都会有一个意见领袖，引领人们谈话的主题，甚至观点。这个领袖通常是写作营同期作家中比较有威望的一位，无论国籍肤色。又必须爱参加集体活动，例如同期的伊娃无疑文学成就更大，堪称瑞典国宝级的诗人，可是她爱一个人待着。还必须英语标准流利，得让不同国家的作家都能轻松地听懂你说话。马修二世符合所有条件。
马修二世来自英国，诗人。他的名字其实是马修。因为在这个马修到来前，写作营曾有另一个马修，拉脱维亚作家，矮个子，红脸膛，特别和气。如果他正好也在厨房下厨，总会捎带把洗碗槽里别的餐具也一并洗了。他离开的第二天，这个英国的马修就来了，我们依然还会偶尔提起那个马修，于是就把这个马修称作马修二世。后来我们才发现，加上“二世”这个有皇家意味的修饰是多么衬他的风度，就像是提起了路易十四。
马修二世是个四方脸的中年男人，棕色头发还能勉强算得上浓密，爱穿衬衣，敞着第一第二颗扣子。外形尚好，至少看得出他很注意仪表，走路直着腰板，与女士说话微微欠身。标准的英伦的口音，嗓音低沉带着喉音或者故意压得低沉，说话时总是努起嘴唇，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一派英国绅士的标准形象。他的脸有不错的五官，可惜有些浮肿和苍白，在宽松的衬衣底下也能看见救生圈的腹部，毕竟上了年纪。
无论写作营的作家谈论过多么艰深的命题，有一个颇为天真的话题是在哪里都少不得会谈及的，那就是为什么会开始写作？数年里，我听过无数的回答。像是汉娜说，医院护工、超市收银员、保险公司销售员，先后有了两个男孩之后，为了兼顾相夫教子和家庭收入，还做过一阵电话推销员。什么工作都做得不如意，某天早上醒过来回想这一切情绪暴躁，发狠地想，这辈子都快过完了，不如就选个最没可能做好的工作来做吧，反正也不可能更倒霉了。然后她就成了作家。
马修的答案是，人有生前和死后两种状态，就像计算机语言的1和0。一个人的存在只是暂时的，不存在的状态才是永恒的。我给学生讲课，做课题，都是与自己的生存在对话。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要写作。因为写诗的时候，我是在与自己的死亡对话，与永恒对话。这是他的原话。
听到这里，我脑细胞有片刻的短路，涌上来第一个念头是镇定，镇定，不是你理论水平不够高，只是你体会不到别人母语的意境。半分钟的怔忡之后，我看着他正吃力地维持着抬高的眉毛，为了保持那种炯炯的眼神，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妥。这场交谈并没有在厨房里进行，而是在老房子的楼梯扶手边，也没有诸多作家在场，只有他和我。
他端着杯红酒，背靠在楼梯扶手上，就这么偶遇了从二楼房间出来，正埋头下楼的我。他住在一楼。同样的偶遇三天里发生了五回，每次我在写作间隙下楼，只是为了去厨房的冰箱里找点吃的。每次都对面遇到他，在他的引导下进入深刻的文学讨论，至少半小时无法脱身，饿得头昏眼花，语法混乱。他就用充满磁性的英国腔耐心地一一纠正，让我想起中学里那个永远不愿意准时下课的英语老师。
到了第五回，他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出去吃正餐。我白痴似的脱口而出，冰箱里还有吃的。这才意识到他口中的正餐不是填肚子的意思。这才发现自己十指空空，又忘了把结婚戒指戴出来。原来饿肚子是我自己活该，还连累了人家唱念做打。我连忙说，今天宽带还不错，总算可以跟我先生视频通话了。他沉默了好长一阵，然后微笑着问，你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答道，律师。他缩了缩脖子。
此后每次下楼，我依然在楼梯扶手边频繁撞见他。我大步直奔厨房，他也没有再拦住我谈文学。不过这种巧合总让我觉得脊背发凉。某个夜晚，我和另外三个女作家在厨房秉烛夜谈，她们分别是挪威诗人艾格尼丝，挪威儿童文学作家克劳迪娅，还有瑞典小说家英格丽，她们三人说到和我一样，在楼梯口不止一次遇到过马修二世。谜题就这么解开了。这个写作营的房间安排是二楼住女作家，一楼住男作家。从厨房墙上挂着的房间分配表就能发现这个规律。马修的策略其实很简单，每次听到楼梯响就装作正好要出门。他想要偶遇的不是特定的某个人，而是所有女性，然后视对方单身与否上前搭话。
马修二世离婚多年，有三个孩子，二男一女，跟着他前妻和“那一位”喜欢阿曼尼的庸俗商人生活。他在诺丁汉大学任教，研究方向是《浮士德》。可谓钻石王老五。抵达写作营的第一天，他就表白了自己的婚姻状况，当着所有人的面。所谓天道酬勤，才一周工夫，马修二世就有所斩获。仲夏夜的聚餐会上，他与艾格尼丝并排坐在长桌的尽头。主菜撤了上甜点的时候，他的手已经公然环在艾格尼丝的香肩上。艾格尼丝谈笑自若，似乎完全没有感觉到这只手的存在。艾格尼丝三十五岁，比马修二世年轻十八岁，获政府基金资助出过两本诗集。亚麻色的直发和浅蓝色眼睛，娇小得像个袖珍人。她的诗歌主题大都关于自然界、精灵与孩子。
两天后的中午，我看见艾格尼丝在厨房里做西式蛋卷，穿着双金色高跟鞋，喜气洋洋地忙着。番茄洋葱牛奶鸡蛋和芝士铺开在金属餐台上。锅里的黄油正在溶化。马修二世悠闲地靠在餐台边上，手中拿着一小瓶淡啤酒喝着，双眼流连在艾格尼丝身上。就像是一个丈夫理所当然地看着妻子忙碌。一番搏斗之后，蛋卷终于煎成。艾格尼丝一脸骄傲地端起盘子，马修又开了两瓶啤酒提着，就双双到房子后花园里享用浪漫去了。那里有一套室外的木头桌椅，玫瑰环绕，原本是作家们聚饮下午茶的固定地点。
两周后，艾格尼丝的居住到期。马修还有十天。他帮艾格尼丝把行李箱提下楼，装进出租车后厢。众人俱都避开，供他们吻别。车绝尘而去后，马修二世显得有些颓丧，正巧克劳迪娅的男朋友来探访她，带着他们的一双女儿，在位于写作营不远处短租了一栋小木屋。克劳迪娅便邀请马修和大家一起去小木屋参加烧烤聚会。
肋排味美多汁，是奥地利的传统做法。人们在院子里讨论起格雷厄姆格林。马修一副食不下咽的样子，也不再充当意见领袖，兀自举着叉子出神。我听到有谁的手机在响，两遍三遍，不打算停下来的样子。马修如梦初醒，接起手机，双眼顿时炯炯发亮。嘿，怎么可能是你？你不是应该已经在飞机上了吗？他嚷嚷着，声音也忘了磁性低沉了。不多会儿，艾格尼丝腼腆地走进院子。马修殷勤地帮她拉开椅子，摆上刀叉杯盘，把肋排切成小方块。艾格尼丝红着脸说，自己不知怎的昏了头。明明是昨天的机票，误以为是今天。
居住在瑞典的最后几天，我总算收到汉娜的回信。她正在巴黎的一个写作营，由于“机会难得”，误了与我的约定，她连连道歉。她问我愿不愿意去巴黎会她，正好可以陪她住几天，一起看博物馆，叙叙旧。随信发来斯德哥尔摩飞巴黎的廉价机票链接，还有一份从戴高乐机场出来后到写作营的换乘指南。
汉娜认识马修，她被“马修二世”这个封号逗得发了一长串笑脸给我，并且在另一封邮件里八卦了足足二十几行。大意为，我们原来都管他叫“罗密欧”。他每年都在这个季节到同一个写作营，指望能找个太太回家。要说他的艳遇真是一箩筐，每年都跟电视连续剧似的，可惜都是白忙活。对普通女人来讲，嫁人就是有了归宿。对作家来讲，嫁人则是必须割舍自己独立王国的一部分。马修想要在写作营找个志同道合的女人做太太，这个计划貌似很合理，其实难度要多高有多高。
艾格尼丝曾被我们秘密逼问，这是不是“真爱”？她调皮地招供道，不离开这里，哪里知道是不是真爱呢。不过她还是忍不住欢呼说，这个海滨的写作营给她带来了毕生难觅的好运气。她以前恋爱总是吸引比自己年龄小的男人，其中还有三个处男，恰巧都是写非虚构的。不知道是不是非虚构作家中处男居多。偏偏她就是喜欢成熟的男人，尤其是与她志同道合，也是写诗的。每天谈诗论赋，还有比这更好的婚姻吗？又说到马修已经向她求婚，让她搬到诺丁汉去住。她咬着指甲说，这个我倒是还没想好，真的很难下决心。
当时我们只是迟钝地想，诺丁汉真是个好地方。翌日逼问马修二世，你既然想娶我们的艾格尼丝，就得帮我们打听，在诺丁汉古城附近有没有什么暖气充足的写作营。马修露出故作责备的微笑，努着嘴唇吐着他的英国腔，我没听说诺丁汉有写作营，你们来也大可不必申请写作营。我在湖边有一栋房子，多少年了都是我一个人住。我正式邀请你们……说到这儿，马修伸手环到艾格尼丝腰间，语境一转，就好像他已经把艾格尼丝娶进了门。诸位若是愿意光临寒舍，我们会准备最好的房间，住几个月没问题，一日三餐，红酒畅饮。艾格尼丝有你们陪着一定高兴。届时诸位有兴趣，我们还将偕尊驾去罗宾汉的森林、海菲尔德公园的湖畔艺术中心观光，如何？
这些贿赂不薄，听得我们恨不得当场就把艾格尼丝嫁去英国。可是转过身，谁都没打算真的去。不是写作营，总觉得哪里不妥，就好像天底下的写作营都是一个国度的，营地之外则是另一个国家。
往美国去
我在爱荷华再次遇见了派屈克，这让我颇为惊讶。此前他申请过包括加利福尼亚森林、纽约远郊、华盛顿海滨和怀俄明州在内的几个美国项目，均告失败。美国项目要求提交的材料比欧洲诸国都复杂得多，大部分还得交一笔申请费。派屈克可怜的打工收入换来一大堆标准格式的拒绝信，文辞礼貌而冷漠。派屈克说，要不是汉娜去过这些写作营，每年把更新的链接发给他，他几乎都要以为这是一些骗取申请费的敛财诈骗网站了。你猜猜，每次报名他们能收到多少申请费？他愤愤地在邮件里写道。
到后来，他开始怀疑汉娜究竟有没有真的去过那些写作营。那些写作营是不是真的存在。我连忙回信说，你一定是最近神经太紧张了，西班牙那个写作营的浴室宽敞吗？不如泡个澡放松一下？
他继而在邮件里大大抱怨美国写作营门槛高，狗眼看人低，后来发展为彻底否定美国社会。他说美国过度铜臭，出版商势利也就算了，如今连写作营都不看作品的艺术含量，只关心这个作家到底有多少名气。这样的话，人人都要被逼得去写《圣安东尼奥节》了。为了他的巨著着想，他决定从此放弃申请美国的一切项目，以免在美国的写作营里受到不良影响，损害他手中这部巨著的艺术品质。我本来想反问他，你不就是在美国念的创作写作吗？转念一想，这样也好，至少他每年能省下不少钱买护肤品。
爱荷华写作营的那栋房子看起来像一座学生宿舍楼。大楼侧面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水泥桥，桥栏上不知被谁刷上了歪歪扭扭的一行大字：Youarenotwhatyouhave。夕阳西下，我被带进他们的客厅。作家们正在沙发上围坐聊天，喝着红酒。新西兰的大叔诗人抓起屋角的吉他弹着玩，梳着两条辫子的日本女诗人唱起了家乡民歌。乌克兰写纪实文学的女作家刚洗完澡，头发上裹着热气腾腾的毛巾过来凑热闹。毛里求斯的小说家递给我一杯斟满的红酒和一袋薯片。我听到走廊传来嘈杂和金属敲打的声响，像是在修理什么。身体后仰一尺，正好能看见走廊方向，就是这个时候，我望见派屈克站在一间打开的房门口，穿着拖鞋，抱着浴巾。
浴缸出水不畅，我找了修理工来。这是他与我久别重逢的第一句话。他恐怕已经忘记了自己在邮件里如何信誓旦旦，说是不再踏进美国半步。我问他怎么会在这里。他的脸有点拉长了，也许误以为我在问他怎么可能有资格来这里。他说他是靠一个以前创意写作班的同学牵线搭桥来到这里的。写作营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到底接不接受你的申请，不都是靠托关系，走门路吗？他撇了撇嘴说道。
我不知道这些日子不见，他何以得出这么个结论。在科克的时候，他对周围的一切惊奇赞叹，对周围的人和事都充满了过度的崇拜之情。现在他却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怒和蔑视。他告诉我，爱荷华的申请如今都得经由大使馆提交。是作家，就都得知道大使馆的门朝哪儿开吗？我们又不是政客。他哼哼着低声抱怨。他又告诉我，并不是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真材实料。有的作家受邀是美国方面出钱，有的不是，靠的是经费自理。你看，像是你们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那两个作家，都是你们政府出钱送来的。也就是说，只要能弄到钱，任他是谁都能来。哪个国家或地区高兴多出钱，一年送几个来都行。良莠不齐啊！他感叹道。
我心道，幸好我是路过，否则没准我就成了他口中的“莠”。几个月后，我无意中听到消息，派屈克并不是写作项目的正式成员。他从某机构弄到一笔钱，赞助他住在这里，代价是写数篇非虚构的报道。难怪我在成员名单上并没有看见他。
爱荷华图书馆对面有个食品超市，热汤、现烤的面包和蔬菜沙拉三餐供应，人们可以端着托盘自助选购，加一杯咖啡，结完账以后到玻璃门外凉棚底下的餐桌上享用。派屈克约我出来小聚。我们坐在秋日冷冽的阳光底下，他用叉子细细啄起蔬菜沙拉中全生的切片蘑菇和西兰花，文雅地放进嘴里。
我看到他晒黑了些，胖了些，估计是印度咖喱饭和土耳其骄阳的功劳。他聊到汉娜，竟然语气中也带着不屑和责备。你知道她申请写作营为什么能成功率这么高吗？这可不是因为她自己够格。她有手段，弄来了诺贝尔提名作家帮她写推荐信。
话说大部分写作营的申请都需要有推荐人，两名到五名不等。还得麻烦人家特别写一封推荐信，按照不同的要求直接发邮件或者寄过去。总之不能由申请人转交。这些推荐人自然不能是随便谁，必须在行业内有权威，有声望。
派屈克告诉我，足足有三位诺贝尔奖提名的作家是经常为汉娜写推荐信的。天知道汉娜是怎样像集邮一样，把这些人弄到了手。试想，写作项目的评委同时收到这样的三封信，第一反应已经不是考虑是否要接受这份申请，而是恨不得立刻找个镜框，把推荐信给裱起来。如此这般，别的申请人怎么可能与汉娜竞争？
我不知道派屈克的小道消息是否可靠。他的声音就像泡在醋里似的。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要是我也有三个诺贝尔奖提名的作家写推荐信，哪怕是两个，一个，我至于总是被拒吗？我求过汉娜好几次，婉转地问，她是否可以帮我介绍几个有分量的推荐人。可是她呢，总是跟我装糊涂，说什么，如果我需要她写推荐信，任何时候都行，写多少封都行。你说谁稀罕她的推荐信呢？我总不能对评委说，我这个推荐人是诺贝尔奖提名作家联名推荐的，所以，可不可以算我也是被诺贝尔奖提名作家间接推荐的呢？
我坐得有点不舒服，金属椅子太硬，风太冷，咖啡让我胃痛。不知怎的，我想起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在写作营见过上百个作家。他们因为写作营变得更加虔敬，自我更加清晰，作品更加宏伟，像是被点燃了；或是直接走下坡路，被写作营惯坏了。写作需要衣食无忧的环境，却容不得半点不劳而获的念头。
我问派屈克，你的巨著写得怎么样了？这个话题好像让他很意外。他挠了挠头皮说，急什么，好作品是需要时间来慢慢磨的。这话倒是不错。
往丹麦去
参加写作营，并非不用承担义务。事实上自始至终工作很多。被邀去大学做讲座，参与筹备各种图书与文学节，做朗读，做访谈，回答读者提问，加上其他诸多会议与文学讨论。若是惫懒，能力不足，或者不懂礼节，干出荒唐可笑的事情，那就是丢脸丢到国际上去了，以后圈内念叨的是“你们中国的作家”如此这般。在科克的时候，我连城外步行可及的景点都没时间去。几年后还是自己掏钱买机票，订旅馆，重返爱尔兰，终于到都柏林看遍了国家艺术博物馆的每个角落，去卡莱尔郡瞻仰了墨赫悬崖。其余诸国也是如此。
像是此刻我正有两份评估报告要交，区区几页纸怕是还不足以应付。他们给我的要求中关于“试评价该写作项目的相关性”，我还没弄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一周后是另一个朗读，文本必须立刻按要求整理出来，即便同为英语，用法还得按照不同地区细心替换。到了美国，“softday”这个说法令人不明所以。“grand”得改成“great”，“JesusMaryandJoseph”改成“Ohmygosh”，否则你就等于是在说外语。到了爱尔兰，“trunk”改成“boot”，“makeout”这个词组不存在，与其说“useyourcoconut”，不如说“useyourloaf”。口音也得改，这倒是容易，在哪个地区的写作营待过一阵后，口音总会向当地倾斜。然后把文稿发给主持人，供他们设计访谈内容。
朗读是参加写作营必备的一项技术。首先，用当地大多数人听得懂的语言朗读，这是大多数主办方的最基本要求。母语朗读固然能展示某种语言独特的音韵，朗读几句恰到好处，若是长了，听众脸上的表情也会让你觉得无趣。其次，语音标准，能让观众顺利地跟着文本中的故事走，或者跟随诗歌的意境，而不是总是被奇怪的口音和语调干扰。最关键的一点当然就是朗读技巧，就算做不到BBC播音员的水准，至少也得一张嘴就像个明星。
迄今为止，我遇见朗读最出色的是两位男士，一位就是派屈克。英语母语国家的人，加上他还是学表演出身的，得天独厚。据汉娜说，很多写作营接纳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朗读出色，文学活动上拿得出手。
另一位是欧文，小说家，四十五岁，匈牙利人。他是个内向和气的胖子，有一张肉乎乎的圆脸，戴着厚镜片，笑起来很怯懦。总是穿着同一件宽大的圆领厚毛衣，热的时候脱下来提在手里，冷的时候再套上，一天好几回。穿和脱的时候也不避人，就在厨房里，或者和大家并排走在大街上。将毛衣从头顶弄下来的时候，领口总是挂住眼镜，一个人急得满脸通红又找眼镜又扯毛衣，在路中央团团打转。这番局面，别人也不好意思上前帮忙。
他总是被人把姓与名叫反。匈牙利和中国一样，姓在名之前。以前被叫反姓与名的总是我，如今中国强大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中国姓名的次序。但是知道匈牙利这个特点的依然是少数。欧文从不纠正这个错误。别人这么叫他，若是他偶尔没能反应过来，愣神之后还不迭声地道歉，就好像错的那个人是他。
事实上除了道歉，我们很难听懂他说的任何一句英语。他不是声音含混完全听不清楚音节，就是结结巴巴，半天找不到语序。当时我们同在丹麦西部远郊一个湖区的写作营。有一回，美国小说家辛迪跟他打听怎么坐巴士去城里，他很热心地叽叽咕咕说了一大堆。最后辛迪怯生生地问他，请问我们可以用英语交谈吗？
事实上他就连这样的英语都不常说。成天穿着同一身衣服，黑色鬈发乱蓬蓬的，眼镜滑在鼻尖上，弓着背埋头走进厨房弄东西吃，看见谁都不打招呼，眼观鼻，鼻观煤气炉，为的是避免目光接触发生寒暄。吃完洗毕碗碟擦干，再默默走回房间去敲键盘。这种状态被称为“入了写作定”，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干过。可是写作营的主任担心坏了，他私下问我们，欧文到底会不会讲英语啊？他在申请材料里的书面英语都很漂亮啊。在表格的“英语能力”一栏里，他还填写了“非常流利和发音标准”呢。
图书节的大日子到了。欧文趿拉鞋走上朗读的讲台，手扶住麦克风。我看见主任在一旁摇了摇头，此前他差点就想说服欧文干脆用匈牙利语朗读，现在恐怕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欧文千万别跌倒在讲台上。然而，就在欧文吐出第一个单词的瞬间，他棉花堆一般的身躯忽然挺拔了，眼镜回到了鼻梁上，那张胖脸也仿佛变得轮廓分明。他的嗓音原来可以是这样浑厚的，根本用不到扩音器。他的英语岂止是字字圆润，这番开场白展露的演讲天赋，简直是奥巴马附体了。这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欧文吗？大家惊得连面面相觑都忘记了，使劲瞪着他。
接下来的小说朗读，娓娓道来的部分让我们怀疑他接受过好莱坞的台词训练，高潮部分又让我们猜测他当过饶舌歌手。读完之后，他居然魅力十足地浅浅一笑，说他不常写诗，但是他不介意再朗读两首直接用英语写的诗。念诗的时候，他又变成了克拉克·盖博，引发台下的姑娘们一阵阵尖叫。最后他还郑重其事地说，这两首诗其实就是一周前在此地的写作营完稿的，为的是献给这个了不起的写作项目，以及这些日子以来悉心照看大家的项目主任、项目主任太太、文学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他没有直接说“文学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他说的是“文学中心的全体天使们”。
主任乐得直摸络腮胡子，像是要扶住快要笑得掉下来的下巴。欧文刚走下讲台，他就急急忙忙迎上去说，明年图书节，我再邀请你，你可一定要来支持我们噢。
这下排在他后面朗读的作家压力陡增。我们倒还好，反正不是英语母语国家的，朗读得稍微比欧文逊色些也不至于太丢脸。辛迪的脸色已经变得发青，嘴唇紧抿。轮到她上场的时候，她从座位上站起来，朗读稿在手里捏得皱巴巴的，扭头咬牙切齿地向我们低声扔下一句，我承认我英语没他好，行了吧？
按照欧文的说法，写作营花了捐助人这么多钱请我们来，供我们吃住，百般纵容地伺候我们。人家唯一的虚荣心就是在文学活动上把我们拿出来展览一下，我们好意思不满足他们吗？不过就是朗读、访谈、讲座和工作坊这几项内容，我们好意思不做得漂漂亮亮吗？朗读对于写作营里的作家，好比一个士兵就算是已经躺在棺材里，听到有人喊立正，他也得立刻从棺材里站起来，左脚跟碰右脚跟，啪的一声响。好比是一个歌剧演员，就算是不会说话，也得会唱歌。
我们都深知这个道理。像是我在爱尔兰利默里克的时候，主办方要求我完整地朗读一则短篇小说。中国文学期刊要求的短篇小说长度是西方期刊的二到四倍。我选了最短的一篇，小说英译之前的中文长度是八千字，英译本朗读至少需要四十五分钟。我向主任汇报说，这样的长度听众一定会不耐烦的，如果不删节，我估计就不得不目睹听众一批批走散，最后落得一个“票房毒药”的名号，今后没人再请我朗读。主任请示委员会，回复我道，委员会还是坚持让我读完整个故事。理由是他们难得请到一个从中国来的作家，务必用足了。
一个英语非母语国家的作家，对着一群母语听众，我能听到整个会场直到最后五分钟，听众还在屏息静气，不时跟着我故事中的情节发出笑声。紧接着的观众提问显示，他们没有跟丢小说中的任何一个细节。主办方喜笑颜开，说是四十五分钟的朗读能做到这么抓人，连本国作家都没做到过。又说，事实上古往今来，任谁安排的朗读都在20分钟之内，这是基本常识，二十分钟之后再想让听众保持注意力的集中，这就是挑战生理本能。
说这话的时候，主办方的几位骨干正领着我在一家酒馆庆功，司陶特黑啤酒，加了柠檬片和丁香的热威士忌，加了红橙和丁香的热波特酒，可能是喝多了。还是主任意识到他们说漏了嘴，赶紧向我解释道，我们没有给你下套的意思，真的，我们是想要为你提供一个挑战，而且事实证明，你做到了，不是吗？我只能回答，好吧，好吧。
很快，我们就在丹麦遭遇了更大的挑战。两场朗读在室外，是一个月前就安排好的，讲台和凉棚也在一周前早早请工人建起来了。谁承想当天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气温骤降十五摄氏度。有四个足球场大的湖边花园原本景致宜人，草地温暖，此刻雨水横飞，俨然一个巨型的按摩淋浴间。我们冷得瑟瑟发抖，听众所在的帆布凉棚飞在风雨中，支架咯吱作响。
主任扔给我们一人一件雨衣，吆喝着，到你们了，赶紧跑过去！于是我们冒雨狂奔，越过两个足球场，一个接一个姿态优雅地站上讲台，宛如站在冲淋房里，沐浴着冷雨的敲打，享受着同步的暴风护发吹干，一边放开凄厉的嗓子高声朗读，牙齿在嘴唇里上下打架。
还是得声情并茂，丝毫马虎不得。朗读通常都有专业级别的现场录音或录像，除了播出之外，更会存在写作营供后人调用，反复播放，按时转录，直至记录媒介不可再转，也就是说至少还得存上几百年。此刻，与麦克风相连的巨大录音设备正在我们脚下的塑料防雨布里转动着，记录着我们颤抖的声音，也录入了遍野的风雨轰鸣。辛迪下午就感冒了，头疼发冷。其余人等暂时没事，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们看见欧文抱着一卷纸在不停地擤鼻涕，眼睛肿着，鼻头红着，说起话来嗓子像一面破锣。
选自《十月》，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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