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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难读到的一篇纪念张枣的文章。细腻并且真诚。
命运有不可逆的力量，
但那些逝去的人，会以这种方式，存活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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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结束了在电视剧制作班子跑赞助当剧务等杂七杂八行当的生涯，转到《重庆文化报》做校对。一天，在解放碑新华书店买了本后朦胧诗选，书名就是张枣的诗《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八十年代诗歌盛行，凡读点书热爱文学的人，大多知道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名字。
▲我首次读到张枣，就是在这本诗选里。张枣的诗，抒情、典雅、想象恣肆奇特，既承接古典诗歌的审美意趣又极具现代性。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写作。令我着迷的是他诗歌中散发出来的类似唐代李商隐“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那样幽微、婉约、沉静的意蕴。《何人斯》《十月之水》，是远古的唯美的汉语抒写，而《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则让我感到既新鲜又费解，里面似乎潜藏着禅宗的智性。
▲不久我认识了傅维。此前我在文化报编辑的一本《重庆诗歌年鉴》上看到过漆维及钟山的诗，觉得美轮美奂。向身边的人打听他俩，却无人知晓。初见傅维是在一次报社年庆会上。相识后简单攀谈了几句话，我即问他认不认识漆维。他说我就是。见我满脸疑惑便告诉我，他以前随母姓。说到了张枣的诗，他对《灯芯绒幸福的舞蹈》极力推崇，并作了点评。现在想得起来的就只一句：“这是一首写作难度极高的诗”。
▲傅维同张枣是极好的朋友，他告诉我张枣在德国。以后，从傅维那里又读到一些张枣早年的诗歌，美，新奇，极富想象力，让我对诗歌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记得我还问过傅维，张枣的诗与哲学的关系。傅维引用了一句歌德语录“生命之树常青”，说诗是感性的，张枣并不怎么读哲学。
▲年我去成都，在傅维、钟山、孙文波供职的那家报社上班，大家常聚在一起。孙文波当时正经营《九十年代》，主张一种别开生面的诗歌写作。偶尔谈到张枣，孙文波自有与之不同的看法，有时难免发生一点不伤和气的争执。钟山是推崇张枣的，他说张枣曾说过语言追逐语言，比如：“你看/不/我看/黄昏来了/这场失火的黄昏，灾难的气味多难闻”。
▲但总有不好的消息传来，说张枣在德国很失意，离了婚，常常酗酒，发胖，甚至已经不写诗了云云。作品之外，我并不了解张枣，只是隐约觉得，能写出如此美好诗歌的人，如何可能放弃写作呢？
▲年底，我同傅维到北京，在东城区炮局胡同甲10号的两间平房里开了一个广告公司。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连基本的生存都很难了。成都重庆偶尔有朋友上来，带我们去唱歌什么的，我们因前途黯淡，根本在那种花天酒地的环境中呆不住，总是坐一会儿，就心神慌乱地匆匆离场。
▲孙文波此时也被报社派驻到北京，他有时来公司，坐在我们那张晚上当床使的折叠沙发上大侃诗歌，他不管不顾谈论诗歌的作派甚至令我侧目。现在想起来实在好笑。严力来过，万夏、李亚伟来过，他们一眼看穿我们的窘迫，总是找些话安慰我们。记得一年冬天的晚上，我们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小饭馆请从美国归来的严力吃饭，严力带着他身着红羽绒服的上海妻子，她也许看出两个走投无路者的狼狈处境，整个吃饭过程中，始终没说一句话。严力听傅维描述完我们的现状后，异常坚定地说：快好了，快出诗了，只是还需坚持一下。这是那个冬天我听到的最温暖，最给力的话。
▲待形势稍有好转，心情也就有些活泛起来，诗歌象阴霾后久违的阳光又照进炮局胡同那两间小小的平房。记得有一次傅维说到张枣的诗，背出一句：“老师放低温柔的声音/在一个大阴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顿时觉得自己瞬间从张枣诗中：你此刻追踪的是什么/为何对我如此暴虐。想起/你的那些姿势/一个风暴便灌满了楼阁。那样一种“疾风紧张而突兀”的痛苦激情中摆脱了出来。
▲这一时期，张枣的《断章》、《卡夫卡致菲丽斯》、《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陆陆续续又传播开来，比过去的诗更老道，抒情的调子依旧。关于他放弃写作的谣传也不攻自破。
▲大概是年冬天，傅维告诉我张枣已归国，明天来炮局看他。恰好第二天我约一个客户在亚运村谈事，临出门张枣未至，待我陪客户谈完事，吃饭喝茶应酬完毕赶回炮局时，张枣已经离开。未能与他谋面，当时心里确有一点小小的惆怅。接下来傅维去了上海，张枣同他保持书信往来和联系。有次我到上海见到傅维，他已开始用电脑写作，而在北京的我总是忙于生意应酬，与诗歌愈走愈远。孙文波此时已落户在北京上苑，过往虽不密切，但每次相见都能从他手中得到一些诗集之类。他去了一趟德国，见到了张枣。说张枣有两个儿子：张灯、张彩。张灯钢琴弹得炉火纯青，经常在欧洲巡演。孙文波还送了我一本张枣的诗集《春秋来信》。我虽然会拿出来读，但早年那份想见到张枣的热情已是很淡漠了。
▲直到年左右，一次到黄珂家聚会，正大嚼佳肴，张枣赶来，经万夏介绍大家坐在一处。我说起他的诗歌，并说一直都很喜欢他的诗。这类说法他恐怕听得太多，并不十分在意。我随口读了几句，在坐的黄莉说，看得出来，卫明是真喜欢你的诗。张枣告诉我过去的诗已经过去，他最好的诗尚未写出来。到后来，我看出他心神不定，好像在等一个预约的电话，或是即将赶赴另一个比较私密的约会，显得焦急不安。万夏见状，乘他离席接电话的间隙对我说，此人有状况。
▲我曾听说过张枣的许多男女之事，那都是早年的事情。看到他在这般年纪，仍如热恋中的青年人，觉得他真是精力充沛。又想，诗人总是要有滋养激情的方式。张枣回来，与我彼此留下电话，匆匆离去。初次见面，我对他的印象有些复杂。感觉他似乎在生活中有太多的压力。人也胖，不像诗中给我的那个敏感清瘦的样子。这次见面前后就半个多小时，他又有些心不在焉，我予他印象可以想像，肯定很浅。因此他虽给我留了电话，又知道他在北京民族大学，我却始终未同他联系过。
▲第二次见到张枣是在年7月，《黄珂》一书的发行会上。接到通知，我赶到三里屯天下盐，见有许多人，乱烘烘的，就有些想走。看到议程中有张枣讲话一项，就留下来想看一下。我想像不出来张枣在这样的众目睽睽之下会是一个怎样的姿态。他同主持人及一大堆相关的人站在台上，轮到他讲话时，看得出他很腼腆。其他人都滔滔不绝，唯有他被人推到话筒前，只极其简单地说了两句，声音也很小，听不太清楚。这年秋天，重庆的涂国洪来宋庄看当代艺术展，约我见面，我与张立同往。张立是张枣川外读书时的朋友。涂国洪说张枣在北京，他们已经多年未见面，就电话约张枣通翌日晚上在黄珂家一聚。
▲第二天下午，张立、涂国洪我们三人到得早，黄珂正在房子里铺排晚聚，同我们聊天。十多分钟后，张枣携一英俊少年进来。并让他叫黄珂干爹。我想这少年定是张灯无疑。张灯喊过干爹在沙发上坐下，张枣又让他喊我们叔叔，张灯一一打完招呼，安静地坐在一边，不讲话。这小孩长相清秀斯文干净，举止神态很安详。张枣已不是我头次见面那副神不守舍的形止。他很沉稳，与涂国洪、张立叙旧，笑起来很亲切。他想起我，又说起傅维，话也多了许多。张灯若无其事置身事外坐一边看电视，我问张灯钢琴弹得怎样，张枣就叫了张灯，把我的问话又说了一遍。张灯听明白迅疾地说不弹了。我有些不解，张枣说这孩子最近有些问题，琴不弹，书也不读，处在一个问题阶段。他这次带张灯回国来，就是让他松弛一下。
▲客人陆陆续续地到来，有几个旧相识，也是多年不见，彼此寒暄过。开饭时，我们同张枣坐一桌，他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我说在北京与张立走动多，欢迎他抽空到我住处一聚。他很高兴，说近来看了许多军史方面的书，你家是军队的，改天大家聊一聊。张灯走过来，与我们道别，独自一人走了。我们又喝了好一阵酒，黄珂留张枣说有事。我们三人出来，涂国洪说，张枣这样胖，差点没有认出来，若是在街上遇见，肯定不敢相认。
▲十一国庆当天下午，张枣带儿子如约来到我住处，张立亦赶来。张灯依然话不多，我说的话，他听不全懂，张枣就用德语告诉他。张枣穿着整齐，好像围了一条红色围巾。他还带来一瓶存放了十多年的汾酒。我们谈阅兵，他说阅兵中的某段音乐是从国外一段名曲中抄袭过来的，他哼与我们听。他喜欢音乐，造诣也很深。他说了德国的一些事，又谈了中国清代闭关锁国，主要是满人身上有狭隘的一面，汉人的开放胸怀是从来都有的。我说中国缺宗教，那么是什么力量维系汉人精神方面的成长呢。他说是“美学”，《诗经》以及士大夫的美学观比孔子的道德观更有生命力。
▲我们上桌吃饭，喝酒，张枣很高兴，对每道菜都赞不绝口。他酒量很大，谈锋甚健。张灯匆匆吃完，退回到客厅。我出去问他看不看碟，他摇头，问他放不放音乐，他依旧摇头。张枣出来，张灯说先回去。我担心他是否找得到家，张枣详细告诉他乘车路线，张灯很礼貌地与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打招呼道别，然后独自回去。
▲那天我们几个谈得很晚，张枣认为诗歌语言不止是高强度的散文语言，而应该是更唯美的语言，正如圣经中所谓，是骆驼穿过针眼一样更大难度的语言。因张枣曾翻译过保罗·策兰的诗，张立更想让他谈保罗策兰。张枣说，翻译会丢掉许多许多原诗中细微和不能转达的美，韵律就更难转译了。比如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如果翻译成外语，汉语中原有的韵味意境就会大打折扣。他曾在美国听过布罗茨基的朗诵，那种铿锵的音韵，在汉译中就无影无踪了。他还讲他在川外时，一个美国留学生看到他早年写的《早晨的风暴》，十分惊异，曾私下把美国诗人惠特曼的手稿给他看，里面密密麻麻的涂改之多，令他吃惊不小，这样用心改诗给了他强烈的震撼。
▲第二天，我又备了一桌菜，张立、傅显舟都来，张枣也欣然光临。傅显舟是个活跃人，与张枣早年在川外时过从甚密，谈了许多风花雪月往事，气氛热烈。傅显舟喝得畅快，酒到杯干。又说到他近来的创作，更添了酒兴，直至伏案而睡。张枣喝了许多酒，并不醉，笑笑呵呵，至晚大家才散去。
▲入冬以后，我家里吃火锅，给他去电话，他很爽快地答应来，但听出他在电话那头咳嗽很凶，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可能咽喉发炎，已吃了药，不要紧。下午六时许，张枣赶来，说儿子也想来，不过因为怕辣，这次就不来了。他脸色有些黯淡，咳嗽很凶。说他除中午小睡一阵，半夜都在工作。他说自己是个勤奋的人，每天工作不下十小时。但那天晚上，他的精神看去有些倦怠，不停地咳。吃过饭，没有多聊我就催他早点回去休息，医院看一下。他说他得先去一趟上海，医院。
▲十二月初的一天下午，我接到张枣电话。医院做了检查，怀疑是肺癌。他语气有些慌乱，而且感觉有些弱。我在电话中极力安慰他，并说我即刻联系医院，再复查一次。他很是感激。我则感觉到他有明显的不安。医院，告医院时，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他也似乎稍微坦然了一些。他用手机短信把他住址的线路极其详尽的发给我。次日一大早，我赶到风景线小区他居处楼下。他戴一顶滑雪帽下来。上车后脱帽让我看前额两个对称的包，像牛犊的角。又说胸前也长了一个，表示很是担心。我不懂医只说不要太过敏。医院，公司里的老高已提前挂好了专家号，去诊室的路上，他一直挽着我的手臂，如一个胆怯的孩子。
▲我们在诊室门口等了许久，医院如此拥挤，让我有些不耐烦。他说，你看，这就是重庆人焦急的性格。待他看完出来，告诉我说医生问他在不在中国住院，他说准备回德国。医生就说如回德国，就需要抓紧，是不是肺癌需作全面的检查。不如早点回德国检查治疗更好。我不相信像张枣这样强壮的人会是肺癌患者，他虽脸色发暗，但我总觉得这更可能是一场虚惊。
▲医院的路上，我曾问他如果情况不好怎么办。他说先回德国再说，即使真是肺癌也只能面对。出医院已是中午，我们找了家饭馆吃饭，他比来时轻松了许多，还抽了烟。送他回到住处楼下，我们就分了手。他说十二月就回德国，三月回来再聚。
▲不久我回到重庆，傅维也从上海来重庆出差，吃饭时说到张枣的病，傅维立即电话张枣，答应是已关机。十二月我到三亚。二十五日上午接傅维电话，说张枣已回德国，查出是肺癌晚期。傅维担忧焦虑溢于言表，我听后也有些怔忡。三亚阳光明媚，我仍不相信，如此充满活力的张枣总不至于此病竟会陷他于不堪；况且德国先进的医疗水平对体质不差的张枣总会峰回路转有所帮助。但傅维电话中的急迫慌乱，使我的心中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十二月二十九日夜晚，听屋外大风骤作，刮得呼呼响，冷空气已窜到三亚。早晨醒来，我随手翻看张枣《春秋来信》，当读到：
卡佳，我的蜜拉亚……
我死掉了死——真的，死是什么？
死就像别的人死了一样。
——《德国间谍》
▲又翻：
另一封信打开后喊
死，是一件真事情
——《哀歌》
▲不祥的预兆袭来，我突然感到莫名的忧伤，仿佛听到一声无常的哀叹。我起身走到窗前，看海浪一层层扑向沙滩，阴云低垂，我心中忽有所动，拿出纸笔，乱胡写起来：
早晨，海比我醒得更早，
蓝色的美目，让人心跳。
想像你正在德国的
海上，空气，多么新鲜。
你，是否展开了自己，一面抖开的旗
迎着旖旎的风，
铺在无边天际的水上。
▲接下来的日子，我没有勇气与张枣通话，无论从交情和私下交往的程度，除了祈祷，我没有更多的话对一个极其敏感身患重病的人说，哪怕是安慰的话。
▲年3月9日，北京大雪初歇。我同吕岱、李炎在大觉寺喝茶，整个下午话题大多围绕着张枣以及他的病。晚上回到家，刚进门李炎接到傅维短信：张枣于三月八日晨在德国病逝。我急忙给黄珂去电话。黄珂答：确实。是张枣弟弟告诉他的。
▲三月中旬我回到重庆，与傅维通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傅维与张枣几十年交情，情同手足，张枣走，对他打击太大，令他消化不了。傅维语调十分沉痛。他说张枣在德国颠沛流离这些年来独自承担了太大的压力。我想起陪张枣看病的那天上午，他如此脆弱，神情不安，一直挽着我的手。又想到张灯，这样小的年纪面对这场生离死别他会不会依然一言不发，只是坐在父亲的病床边伤心落泪呢。张枣的诗歌才华与抱负让人痛惜。“最好的诗还没有写出来”这是张枣亲口对我说过的话。
▲那天我送他回家，还曾希望他三月从德国归来，再在北京相聚长谈，享受一段漫长而愉快的好时光。熟料竟成永诀。我也曾幻想他的病与去世如当年说他不再写诗一样，只是一个不靠谱的传闻，但这一次却是真的，正如他一语成谶的诗句：
▲“死，是一件真事情。”
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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