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沈曾植辞皖藩稿
旧写本3页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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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沈曾植遗墨集》（年西泠印社出版）P、P、P。
出版物封面
释文：为病难速痊，呈请假缺，以便就医事，窃署司少长京华，体宜寒，服官赣皖，聩受风湿，始患胕肿，徒增肺疾，近复怔忡不寐，劳损肝脾，伤屈计一旬月以来，休假几经百日，伏念皖省，百端待理，藩司总财政之枢，金布令严，饷敕需责重统一，既无成效，理粗成眉目统筹济，又乏良方，势绌才疏，心劳形契，未便以孱躯充位，旷职瘝官，为此披沥上陈，伏望宪台矜察，据情入奏，俾能开缺就医，实为公私德便至。目下急需款项，筹备预算事宜，以及冬春赈济之方，远署司虽病榻缠淹，仍当祭扫，尽力支持，不敢避难，诿之来者所有。窃以三十二年冬间来皖，暌违两舍，已阅三年，本年六月间，浙省雨水过多，迭接家书，先垄新旧，均有损动，松楸悬念，枕馈难安，乙单门寒族，无期功强近之亲，两弟皆供职粤东，负土之役，非亲身回家不可，惟是句宣任重、金布科严清理，甫见端倪，筹侪尚顷擘画，断不敢以私情家事旷职，瘝官为此，披沥上呈，伏望宪台矜察，据情入奏，俾得开缺还乡，修理坟墓，不胜恳企。昨检前日短笺，高轩略陈委曲不意，重劳驺从，悚仄万分，非所敢承仄万分。旅琐孤拙谋回皇靡定，过蒙鉴微，曲赐筹量，德以传密，顾旋何以堪，此乏优容。节盦来述尊指，感愧实形望外，尊者之命不敢逆，而无事之人，良非所安，容更熟思有可以自效者，缓期上覆。家兄曾棨昔年委署，实荷殊旋约已酬知在泰州创书院，办风潮于本地，绅商尚相浃洽，世无损越，倘得一取一奖，定兴一削目，不难再绾司符。外书两函，计十一册，送呈尤旋。所有怀而未能遽此者，节盦率尔言之，公慨然，论此为感，助益无多涯。朕顾惟冘散水事，老谍将何图折称耶？肃布。昨日奉拟趚前节述公命，令今即往，谨先叩谢，乘风载仰，言司符谅，可望再绾也。曾昔邀殊特拔济阳，初甚不怡萨事，数月而后，以文牍谈明，公事谙练，浸加礼遇。在职年余，常以曾荷陶甄，时以晚越为惧，绕会天希，办风潮、立书院，士论商情，均尚浃洽。刻在扬，为更事之负，倘荷移书，稍加奖目。前日接奉手笺，曲垂开谕，竹箭有心，何敢不勉自敦本，以承雅训。无如肝脏积亏，虚阳上僭，十九晚忽懦头眩，精神躁扰，稍加思虑，即苦怔忡。两日公牍，竞稽判阅。
注：沈曾植号乙庵，信中以“乙”自称。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八月，沈曾植赴皖任安徽提学使，第二年（一九〇七）十二月，兼署安徽布政史，他治皖五年期间，重治人而尚礼治，政无巨细，皆以身先。其任学使，广教育，设存古学堂，又兴实业，创造纸诸厂，且能攘外自强，严辞拒绝外国人开采铜官山矿的无理要求，如此惠政善政，为皖省种下了深厚的福基。但另一方面，沈曾植感时忧世的性格并未令他停止对国祚命运的牵挂。宣统二年（一九〇一），六十有一的他最后一次向朝廷上言救亡大计，却被视为迂腐而无人理睬，无奈、失望交织着孱弱的病体，令他再一次萌生了退隐之心。其实更早的时候，沈曾植致缪荃孙的一通信札里便已提及辞官之事：“弟羸病日增，醉心如归，前曾陈情安帅，乞代奏开缺就医，未荷批准，刻尚未敢遽为再渎。”然而当时他“陈情”未被许可，受理的上司便是信中所提到的“安帅”张人骏。然而，在宣统二年（一九〇一）春夏之交，出现了一幕令人始料未及的变数，庆亲王之子载振路经皖境，上司命沈曾植拿出藩库巨款以供招待，沈曾植因拒绝受命而得罪了权贵，这促使他立即再次呈交了乞退书，这次受理的上司仍然是张人骏，但因多方的压力，请辞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于是沈曾植便偕大弟沈曾桐迁居上海，开始了退隐沪上的寓公生活。以上，便是此通《辞皖藩稿》的缘起，标志着沈曾植仕宦生涯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也为五载皖垣的案牍劳形写下了完整的句号。此通辞职公牍陈情恳切，言辞婉转，情理兼备，其文采于公牍间游刃有余，堪称典范。起首开门见山以病请辞，随后作述职总结，力陈不善，并隐诲点出离职的真实缘由—拒释藩库：“藩司总财政之枢，金布令严，饷敕需责重统一，既无成效”，可谓举重若轻。余下三分之二篇幅，再细数残躯病体、私情家事等等，其中化用李密名篇《陈情表》作句：“乙单门寒族，无期功强近之亲”，大大增强了文辞的感染力。全篇虽曰请辞，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对皖垣之不舍，可谓情真意切，读之令人潸然。此稿共分三纸，书于自用的“禊帖界格”水印笺纸之上者，为“辞皖”内容的最重要部分，其书法出入山谷与海岳之间，波磔灵动，骨力畅达，以短锋兼毫入纸，大字多湿笔浓墨，点划丰肥，又多作涂抹修改，蝇头小字充盈其间，形成了粗细、大小、疏密等错落有致的视觉效果，颇有沈著痛快的意气。另一通书于沈曾植平日信件往来废弃的信封之上者，亦为辞皖相关的书稿，可圈点之处当属精妙入神的小字行书，其点划细劲、精神团结，结字含章草风貌，提按、转折又矫健硬朗，若笔力聚之毫端，发之一瞬，字虽小而通篇尤有一泻千里的气势。最后一通为书于红笺纸上者，亦为信稿，有别于前二者的书风，更近于米字，为沈曾植六十岁后的一种典型风格。张晏《跋祭侄文稿》云：“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端楷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忘，真妙见于此也。”无论从史料或书法角度观之，此三稿都极为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