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乔新华教授
摘要
山西士人于成龙生前是深受康熙褒赞的模范官员，死后留下了“天下第一廉吏”的美名。今人多视其为清官，忽略了“廉吏”也是清初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产物。作为汉族士人，他因社会现实和家乡之情的考量而仕清，这是一个充满“政治治理”性格的决定。其后“忠孝难以两全”困境化解的过程，体现了皇权与士人的密切互动。谕祭和祠祀使他的生平成为建构社会礼制的力量。个人选择、政治权力、社会力量，将“廉吏”塑造成为一个政治化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
于成龙；清代前期；天下第一廉吏；文化符号
前言
于成龙（—），字北溟，又字北溪，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人。就仕宦经历而言，他“以明经起家，历官粤、蜀、楚、闽，节钺畿辅，总督两江”，是一介名臣。就他的实际贡献而言，有清圣祖康熙钦定的“天下第一廉吏”的称号。在历史书写中，常常出于“以史为鉴”采用“廉吏”的讲述角度。又因为民众对清廉政治有着很大向往，以他为主角的清官戏迄今依然备受瞩目。这些共同构成了历史记忆中于成龙的基本形象。
于成龙像
但是，我们研究历史，讲“知其然”，更要讲“知其所以然”。只有尽可能回到士人的生命历程与现实关怀中，我们才能抓到更多更复杂的历史细节。于成龙选择出仕为官的时间，恰是在满人以异族身份入主北京后不久。在那个特殊的时间选择投入新朝怀抱，这个选择背后的涵义可能很复杂，只谈到“清官”，很可能会漏看一些东西。我们有必要将他早期的“事亲”“事君”以及“治民”的实践，置于“出仕”的人生选择之中重新加以考察；同时对于“廉吏”符号为什么会在清前期的历史情境中形成、保存并流传至今日的问题，我们也知之甚少。
基于以上思考，文章首先主要聚焦于成龙出仕以及初期的仕宦经历，思考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出仕新朝，分析到底哪些因素影响了他身份认同的形成。其次聚焦他中后期的仕宦经历，分析他陷入“忠孝难以两全”的困境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困境如何最终化解；最后考察他死后朝廷给予的谕祭和地方开展的祠祀情况。以此来呈现“天下第一廉吏”的形塑史在三个历史时段的演变脉络。“廉吏”一词，在于成龙生前是一种个人形象，在死后化为文化符号。整个演变脉络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有个人主观选择、国家权力以及民间塑造。但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三个因素的各自所占比重和作用方式也在不断变动中。本文以这三个因素如何形塑、汇聚和定格于“廉吏”作为主要问题意识，希望透过“廉吏”观察清代前期的士人生命、政治运作和社会情形，为清前期整体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生动的个案。
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
一、“然未蒙圣恩，神鬼必不歆享”：仕清的人生选择
于成龙的祖籍是山西永宁州，他的前半生时间大都在山西度过，初次为官时已45岁了。陈廷敬写的《于清端公传》中载他“中崇正（祯）己卯副榜，入国朝，仕为罗城令”。有关他初次出仕为官，于成龙之孙于准在《于清端公事略》中这样陈述：
顺治十［三］（八）年，以副贡知罗城县，年四十有五矣。临行，与友书曰：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
这里提到的两个时间很特殊，“崇祯己卯”即年，距离明亡只有5年，而顺治十八年是年，此时距离吴三桂入缅灭亡永历朝只相隔数月而已。可知于成龙是在明清易代的时代背景下，带着前明生员的身份仕于新朝的。朝代更替时期，士人历经着政治失序和社会动荡，就好比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心中不免会感到挫败和伤痛，“因为亡国而产生反省、追忆、悔恨、舍弃的意识”。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关乎之后的人生选择，前者又好似是动荡不定的时代的并发症。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士人个体，因为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从自身的视野环视周边，眼前所见的景象会与他人不同。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可能对于成龙人生选择发生影响的，首先是他所见到的明末山西的情况，再者是他在最初任官之地广西罗城的经历。
在即将离开罗城，并转调四川合城知县任前，于成龙给友人荆雪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坦露了自己复杂的心情，征引如下：
敝同年王讳吉人……反复开明粤西非吉祥之地。素知成龙家食尚可自给，力劝勿任，以缴凭为高见。成龙年四十五，英气有余，私心自揣，读书一场，曾知见利勿趋，见害勿避，古人义不辞难之说何为也，俛首不答。王兄默知其意，亦不复阻，洒泪而别。五月初三日至家，别继母妻儿。资斧艰难，典田卖屋，设法止有百金。携苍头五人，勇壮可伴……天明，举家拜别。大儿廷翼入庠已久，犹如处子，将祖遗田产文券开明交付外，止云“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二语。甫出户庭，而哭声已达外矣。拜别祠堂，不觉肠断，门里门外相聚而泣，不复回顾，揽辔登程。
王讳站在友人的立场，表示不赞成于成龙此时远赴广西，这反映了清初的西南地区绝不是士人心中理想的仕宦之地。可以想见，此种抵触情绪源于时局的艰难。于成龙和友人了解西南边疆的事态，这表示当时的山西士人对政治局势抱持着极高的敏感度。可以推断，一方面，他的所知所闻来源于在家乡的所见所感。“自崇祯五年，流寇劫掠乡村，杀伤无算，农业尽荒”，“秦寇流入晋土，劫掠焚杀，民无孑遗，家无噍类。历考前代，兵燹凶惨，未有若此之甚者也”。于家“先世仕明者讳坦，有声，弘治朝官至大中丞”，而在“明末盗起西疆”之时，于成龙的父亲于时煌筑起了堡寨来保护乡人。另一方面，局势的变动远超出一时一地的范围，前往罗城后，亲见战乱下严酷的社会现实，友人王讳的话得到印证。甚至在他到来前不久，前任罗城知县许鸿儒，“随征战四载，缘兵燹城荒，土司叛乱，桂林又屡为伪党窃据，罗城孤立无援，城陷不屈，骂贼而死”。战乱渐平，局势依旧险峻不已：“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猺獞犷悍，初隶版籍。方兵后，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家，无城郭廨舍。”再去读于成龙当时的奏牍，其中也留有不少对其时其地民风的珍贵描述，比如说：“边徼之民虽刁，与腹里大异。腹里有势宦挟持，噩矜把持，光棍肆恶，捕风捉影。若夫蠢尔猺獞则不然，不谙官语，不识文字，惟听外江流棍唆哄告状，诓骗使用，及至提审，茫无一应。此粤西开辟初年之情形也。”这种情况的形成来自“罗于顺治十六年冬始入版图，公莅兹土仅隔年余尔。斯时兵燹之后，城署荒凉，民生凋敝”。
陈永明著《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
明亡之后，留给士人的选择，一是成为遗民采取不合作态度，一是仕清以实践儒生抱负。于成龙可以归入后一类。从“见利勿趋，见害勿避”的话语里，我们读不到于成龙对前朝的眷恋，他忧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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