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逐渐完善的国学史遗产——地方志
引言
地方志是我国史学遗产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周代，已有掌“邦国之志”的“小史”和掌“四方之志”的“外史”。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各国的历史，如晋之《乘》、楚之《祷机》、鲁之《春秋》，都带有地方志的性质。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志也日渐发展。缪荃孙说：“昔孔子得百廿国宝书，以成《春秋》，前贤以为即方志也。《周礼》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志也者，志地、志人、志事、志物，上之自古迄今，下之由近及远，无饰辞，无私造，则谓之良志。志书至宋而流传始多，志例至宋而体格大备。
清代对修志极为重视。曾规定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方志的纂修随之发达。方志学理论方面，以章学诚为代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史之缩本，则地志也。清之盛时，各省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凡作者皆一时之选，其书有别裁、有断制，其讨论体例见于各家文集者甚周备，欲知清代史家之特色，当于此求之。”缪荃孙编修方志是在清代方志学昌盛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对地方志的编修反映了其治史的特点，值得总结和借鉴。
1.《顺天府志》、《昌平州志》的编修
顺天府为京师之地，清代属直隶省。由于北京是元、明两朝之故都，元代曾有《燕京志》、《析津志》，明代有《北平图经》、《北平志》等志书修纂，保存下来的有明万历间沈应文所撰《顺天府志》六卷。清同治年间李鸿章奏修《畿辅通志》，调取各府州县志书，发现顺天府志需要重修。光绪三年,缪荃孙在京授职编修不久，就应彭祖贤邀参与修志。当时清张之洞拟定义例,授缪荃孙照例编辑。
光绪五年,由周家楣奏请开局，缪荃孙与刘恩溥、洪良品、廖廷相、傅云龙、潘通、蔡赓年等八人“晨夕搜讨，先成《沿革表》四卷。”光绪七年,张之洞令缪荃孙专任其事，周家楣“催二十四州县采访册，书牍并发，舟车踵接”，缪荃孙复引傅云龙、屠寄帮修，并由范思本、李棣林等“周旋琐屑”，管理日常事务，至光绪十年成书。凡一百三十卷，总纲十一，子目六十九。
次年三月，由顺天府尹薛福辰等进呈。《顺天府志》是缪荃孙“中年服官”时期最早参与修纂的一部方志。他代张之洞主总纂事，并亲自撰写其中地理志之疆域、寺观、沿革、经政志之矿厂、钱法、人物志之乡贤，以及艺文志、金石志及序志等。
该志编修的时间，正是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总纲以京师志居首，目的在于宣扬“王化”，抬高清朝统治的威望。他说：“清受天命，抚有方夏，。····京师之地，王化所始，巨之郊庙，学校、兵卫之制，细之祷祀，风尚、玩好之事，靡不先行畿甸，后及薄海”，“而冠之以京师志者，纪卜宅之隆规，敷睿治之不烈，邦畿千里，游泳圣泽，使薄海内外，声教所讫，莫不瞻云就日，奉为依归，是以序述规模，恭纪卷首。”子目中把城池、官禁、苑囿、坛庙、祠祀、衙署等放在前面，也正是和这个总纲相吻合。
在京师志七衙署中，记载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的建立及总税务司署和外国公者的地点，反映了清朝办洋务的时代特点。《顺天府志》的编修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为清朝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借鉴作用，也反映了缪荃孙的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
但也必须看到，缪荃孙从事方志编修时，正值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条件下，在述地理志时，“规画区域，脉络山川”，载“建置之方，治所兴废之迹”，意在“因近以缀远，托小以著大”，做到“览形势厄塞，则思握险控御，防患于未然，验风俗盛衰，则思与民休息，维之于不敝。”显然，他编方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不忘武备”和“居安思危”的爱国主义思想。
缪荃孙在编修《顺天府志》时，按照张之洞的要求，对“前代！旧制，近日积弊，均为详采。”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务本节用”、“休养生息”等地主阶级经世致用的传统观点外，还赞同洋务派采用西方近代技术，兴办实业。他主张开矿、兴办新式邮电事业和发展商业，来加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缪荃孙在编修方志的方法上，严格恪守张之洞拟定的“义例”去编修。张之洞在《修书略例》中提出的具体要求，如，“图地理须用目验、实测、聘通算学者为之，不得凭或书及约略揣度”；“赋出于地，役出于民，故户口、物产先于赋税”；“官师门多归表，少立专传，立表以省传”；“人物以朝代为次，不分州县”；“艺文门每书撰一提要，注明存、佚、未见、未刊四等，以时代为次，不分经史子集”；“金石门以时代为次，注见存、拓本、存目三类，各缀考释”；“各门前为小序一则”等，在编修方志时均一一贯彻。他知识渊博，讲究考订古今之变，十分注意“寻其脉络，观其会通”,在志书各门中附入了不少考史文章，同样也很有史料价值。
《顺天府志》在编修方法上反映了晚清方志学和考据学在受近代科学方法影响下较以前有所进步。对《顺天府志》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我国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的转化。
与《顺天府志》编修的同时，李鸿章奏修《昌平州志》，光绪五年先由刘治平任其事，其门生刘万源主修，最后由缪荃孙编纂，而竟其事，刊刻于光绪十二年,凡十八卷。《昌平州志》的编修，同样也是为了适应清廷宣扬“中兴”的政治需要。分二十二目，以“皇德”居其首。“皇德”中记载了清朝列代皇帝对明陵的保护和对明崇祯的表彰，藉以缓和满汉矛盾和发泄对农民起义的仇视，充分暴露了方志编修者的地主阶级的政治态度。
《昌平州志》在编修方法上，多援汉侯瑾《皇德传》例述皇德，援周《舆图》例述舆图，援晋朱育《土地记》等例述土地，援齐周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记》等例述山川，援司马迁《大事表》例述大事表，援班固《百官公卿表》等例述职官表，援唐《选举志》等例述选举，援隋《西域道里记》等例述道里，援晋周处《风土记》等例述风土，援齐《祠庙记》例述祠庙，援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例述伽蓝，援宋李彤《圣贤冢墓记》例述墓，冢援宋元无名氏《衙署志》例述衙署，援《辽史·营卫志》例述营卫，援唐无名氏《诸郡土俗物产记》例述物产，援晋华傅《广陵烈士传》例述烈士，援汉刘向《列女传》例述列女，援《汉书·艺文志》例述艺文，援汉王符《潜夫论》序录例述序录。缪荃孙例举这么多事例，反复称引，虽难免不无自诩之词，但从中亦可窥见其旧史学之造诣和对旧史学之敬仰之态度。
缪荃孙自居民之首的“士”的地位，虽然看到小农经济“一遇凶年，支绌立见”，但他还是欣赏“务农为业”，“无远出百里”，认为这是“风俗之善”，说明他思想深处十分担忧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会动摇整个封建地主官僚的统治。
2.《常州府志》和《江阴县续志》的编修
清人修志，或以官于其地，或以生于是乡，如果说《顺天府志》等属于前者，那末《常州府志》、《江苏通志稿》则属于后者。清光绪三十四年,缪荃孙由江南图书馆至常州，应太守王步瀛聘修《常州府志》。是年七月，“住志局，发凡起例，拟具规模”，八月因“怔忡病复发，辞志局”。这部方志虽未完成，但所撰《重修常州府志条例》却保留下来。“条例”分修志办法、采访格式、修书体例、志目四部分，是研究缪荃孙方志学思想的重要史料。修志办法凡九条，从采访资料、测绘地图、编写底本到修改付梓，均作了具体规定。采访格式，自舆图、金石凡二十四目，与所列志目大体相吻合。
修书体例，分通例、专例两种。通例二十八条，几乎全录张之洞所撰《修书”各例》之通例。专例十七条，着重指出各子目应遵循的体例。如山川水利附之河渠、桥梁、闸坝，“均略仿《水经注》例，随水道分载。”寺观，“略仿《洛阳伽蓝记》”。坊巷，“略仿《东西京城坊考》，城内古迹分载。”物产，“略仿《南方草木状》。”开文志，“须实测”，学校：记载旧日书院，并附近时学堂。当地人著述，“以人为主，事迹少者，略考仕履，省立专传”。金石，“拓到金石，释文加考证。”“佚者另编待访目录，用《潜研堂目》例。”
在说明这些专例后，缪荃孙又提出四条建议：其一，把巡幸大事典归入大事略，但书某年某月，不再列入卷首。其二，各史列传，凡中已有二十四史的，不再抄录，无专传者，则“必采访事实以补之，以详为贵，于旧传主简，于新传主详。”其三，妇女节孝义烈，有事实立传，无事者概实不记载。其四，艺文，“志书宜采书名及解题”，“诗文非关涉舆地，例不应收”，可按章学诚讲的别创文征一编。可见，缪荃孙在其晚年，编修方志力图改进志书的编纂。从所拟志目看，拟分总纲七地理志、经政志、故事志、官师志、人物志、艺文志、序志；子目三十五，并有图居首，确实规模均具，惜未有成，不能窥见。在缪荃孙晚年编修方志中，成就最高的是《江阴县续志》。年春，江阴续修县志，由陈思主修，聘缪荃孙为总纂，至年缪荃孙逝世前基本修成。年由冯煦作“序”刊印。
结语
《江阴县续志》纂修的基本原则是“续”，所以整部方志详今略古，富有时代气息。全书凡二十八卷，“起光绪五年，止宣统三年”,分沿革、天文、建置、山川、民赋、学校、风俗、民族、物产、职官、选举、官师、人物、烈女、艺文、石刻记、前志原委、杂识、前志正误、叙录等二十三门，门内再分若干子目。在叙事时，凡前志已详，或无所更置者，均从简带过；对前志之误，则加以订正。缪荃孙认为“志书本出于图经”，强调“以实测绘图，务征详实”,总成图一，城厢图一，分图四十五、水陆交通图、三角网图各一。这些地图，不同于传统的舆地图，均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标明东西南北，用比例尺说明比例。县城之街市、衙署、学校、监狱、邮政局、电报局、海关、税所、寺院、桥梁等均一一标明。各乡图之山丘、河港、村镇、集市、道路等，也绘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全书末，另附《江阴近事卷录》三卷，专门记载辛亥革命后之史事。《江阴县续志》的主要成就，在于它具体地记载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江阴县的变化，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缩影。《江阴县续志》是缪荃孙“绝笔”，梁启超曾把它列入清以来方志中之“最代表者”。在编纂方法上，他比较注意吸取前人成果，并有所创新。由于时代的变化，它不再象前期所编修的《昌平州志》那样，以“皇德”居首，而是“法《史记》年表”以“沿革表”、“大事表”、“沿革图”的形式。先总叙江阴县的“沿革”，起着提纲挈领、概述全貌的作用。在叙山川时，吸收近代科学成果予以说明。他想突破旧志编修的窠面，“采史传及前人之文集，拟十余篇列于汇传之前”，但由于他封建思想浓厚，依然未跳出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其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