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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心丹用柏枣仁，二冬生地当归身
三参桔梗朱砂味，远志茯苓共养神
或以菖蒲更五味，劳心思虑过耗真
天王补心丹为安神名方，出自《校注妇人良方》。本方以滋阴清热，养血安神之功效，主治阴虚血少，虚火内扰证。临床症见心悸怔忡，虚烦失眠，神疲健忘，或梦遗，手足心热，口舌生疮，大便干结，舌红少苔，脉细数。组成：
生地黄四两人参、茯苓、玄参、丹参、
桔梗、远志各五钱
当归（酒浸）、五味子、麦门冬（去心）
天门冬、柏子仁、酸枣仁（炒）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用朱砂为衣，每服二、三十丸，临卧，竹叶煎汤送下。现代用法：上药共为细末,炼蜜为小丸,每服6～9g，温开水送下，或用桂圆肉煎汤送服。亦可改为汤剂，用量按原方比例酌减。方药分析：
天王补心丹为安神名方，出自《校注妇人良方》。本方以滋阴清热，养血安神之功效，主治阴虚血少，虚火内扰证。临床症见心悸怔忡，虚烦失眠，神疲健忘，或梦遗，手足心热，口舌生疮，大便干结，舌红少苔，脉细数。本方治证，多由忧愁思虑太过，暗耗心肾阴血，以致心肾两亏，阴虚血少，虚火内扰所致。阴虚血少，心失所养，故心悸失眠，神疲健忘；阴虚生内热，虚火内扰，则手足心热，虚烦，遗精，口舌生疮；舌红少苔，脉细数，是阴虚内热之征。治当滋阴清热，养血安神。
方中重用甘寒之生地黄，入心能养血，入肾能滋阴，以之滋阴养血，壮水以制虚火，为君药。天冬、麦冬滋阴清热，酸枣仁、柏子仁养心安神，当归补血润燥，共助生地滋阴补血，并养心安神，俱为臣药；玄参滋阴降火；茯苓、远志养心安神；人参补气以生血，并能安神益智；五味子味酸以收敛耗散之心气，并能安神；丹参清心活血，合补血药使补而不滞，则心血易生；朱砂镇心安神，以治其标，以上共为佐药。桔梗为舟楫，载药上行以使药力缓留于上部心经，为使药。本方配伍，滋阴补血以治本，养心安神以治标，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心肾两顾，重在养心，诸药共奏滋阴养血，补心安神之功。
经典拓展：
1.《校注妇人良方》卷6：“妇人热劳，心经血虚，心神烦躁，颊赤头痛，眼涩唇干，口舌生疮，神思昏倦，四肢壮热，食欲无味，肢体酸疼，心怔盗汗，肌肤日瘦，或寒热往来。”（原方主治）
2.《古今名医方论》卷4：“心者主火，而所以主者，神也。神衰则火为患，故补心者，必清其火而神始安。补心丹用生地黄为君者，取其下足少阴以滋水主，水盛可以伏火，此非补心之阳，补心之神耳！凡果核之有仁，犹心之有神也。清气无如柏子仁，补血无如酸枣仁，其神存耳！参、苓之甘以补心气，五味之酸以收心气，二冬之寒以清气分之火，心气和而神自归矣；当归之甘以生心血，玄参之咸以补心血，丹参之寒以清血中之火，心血足而神自藏矣；更假桔梗为舟楫，远志为向导，和诸药入心而安神明。以此养生则寿，何有健忘、怔忡、津液干涸、舌上生疮、大便不利之虞哉？”（方论选录）
3.张秉成《成方便读》卷1：“夫心为离火，中含真水，凡诵读吟咏，思虑过度，伤其离中之阴者，则必以真水相济之。故以生地、元参壮肾水，二冬以滋水之上源，当归、丹参虽能入心补血，毕竟是行走之品，必得人参之大力驾驭其间，方有阳生阴长之妙。茯苓、远志泄心热而宁心神，去痰化湿，清宫除道，使补药得力。但思虑过度，则心气为之郁结，故以柏子仁之芳香润泽入心者，以舒其神畅其膈。枣仁、五味收其耗散之气，桔梗引诸药上行而入心。衣以朱砂，取其重以镇虚逆，寒以降浮阳，且其色赤属离，内含阴汞，与人心同气相求，同类相从之物也。”（方论选录）
经典化裁名方：
1.柏子养心丸(《体仁汇编》)
组成：
柏子仁四两、枸杞子三两、麦门冬、当归、石菖蒲、茯神各一两玄参、熟地黄各二两甘草五钱
蜜丸，梧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
功用：养心安神，滋阴补肾。
主治：阴血亏虚，心肾失调所致之精神恍惚，惊悸怔忡，夜寐多梦，健忘盗汗，舌红少苔，脉细而数。
2.孔圣枕中丹(《备急千金要方》）
组成：
龟甲、龙骨、远志、菖蒲各等分
上为末，食后服方寸匕，一日三次，黄酒送服，常服令人大聪。
功用：补肾宁心，益智安神。
主治：心肾阴亏而致健忘失眠，心神不安，或头目眩晕，舌红苔薄白，脉细弦。
3.化裁名方鉴别：
天王补心丹、柏子养心丸、孔圣枕中丹同治阴血亏虚之虚烦不眠。其中不同点在于：天王补心丹以滋阴养血药与补心安神药相配，其中生地用量独重，且与二冬、玄参为伍，滋阴清热力较强，故主治阴虚内热为主的心神不安；柏子养心丸以补肾滋阴药与养心安神药相伍，其中重用柏子仁与枸杞子，滋阴清热力较逊，故主治心肾两虚而内热较轻者；孔圣枕中丹则以滋阴潜阳，宁神益智之龟板、龙骨与交通心肾之远志、石菖蒲相伍，故主治心肾阴虚，心阳不潜之健忘、失眠等。
现代运用：
1.用方要点：天王补心丹为治疗心肾阴血亏虚所致神志不安的常用方。临床应用以心悸失眠，手足心热，舌红少苔，脉细数为辨证要点。但本方滋阴之品较多，对脾胃虚弱，纳食欠佳，大便不实者，不宜长期服用。
2.临证加减：失眠重者，可酌加龙骨、磁石以重镇安神；心悸怔忡甚者，可酌加龙眼肉、夜交藤以增强养心安神之功；遗精者，可酌加金樱子、煅牡蛎以固肾涩精。
3.现代应用：本方常用于神经衰弱、冠心病、精神分裂症、甲状腺机能亢进等所致的失眠、心悸，以及复发性口疮等属于心肾阴虚血少者。
PS:名方故事：
学子良药——天王补心丹
文人仕子，莘莘学子，读书写作，劳心伤神，阴血暗耗，心血不足，心神失养，常常出现心悸失眠，多梦易醒，精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而益智强记，养心安神，莫过于天王补心丹。该方比较适合于读书人苦读劳心所致诸病，或对其日常读书写作有所帮助。《道藏》言：“昔志公和尚日夜讲经，邓天王悯其劳者也，锡之此方，因以名也”，可见此方专为劳心思虑者所设。《寿世保元》言此方“读书劳神，勤政伤心，并宜服之”。《医学入门》言此方：“专治顽读著作，劳神过度”。由此可知，此方确为读书人所设，有助文人学子养心安神，益智强精，增强体力与精力，增强记忆力，有助睡眠。温馨提示：上文中所提及药方和中药，需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应用，切勿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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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约公元前～前)卫国人，战国中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吴起的变法活动给予他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少好刑名之学”(法家学说)，到秦国后，在秦孝公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乡邑大治”，“国以(此)富强”，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
商鞅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是对立的。他指责“儒学”为“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复古主义的教条来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农战》)。敌人一来，国土就必被侵削；敌人不来,国家也必定贫穷。他同时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画策》)的奴隶主贵族和儒生，必除之而后快。而当他们利用“诗”、“书”作为“以古非今”的舆论工具，企图进行反对活动的时候，商鞅则坚决主张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和镇压。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特别重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他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所谓“游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满脑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识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们摇唇鼓舌，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商鞅认为必须加以禁止和打击。商鞅要培养和提拔的“耕战之士”，就是那些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发展封建经济中对新兴地主阶级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商鞅认为对待这样的革新分子则必须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则大胆地培养、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内容方面,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他提出“壹教”的教育纲领。“壹教”的实质就是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教育，它的主要内容是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政策统一人们的思想。商鞅认为：“壹教则下听上”(《赏刑》)。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字分》)。明确指出“法”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论，不听；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赞扬；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一切的言论、行动必须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为标准。
为了使“法治”教育能够贯彻执行，商鞅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定分》)，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官吏的手中。如果遇到“主法令之吏”有迁徙、死亡的情况，得立即选派接替者“学读法令”，可见商鞅对树立法家对教育的领导是十分重视的。商鞅为了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强调“法治”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漠视了学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取消了专业的教师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是违背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对旧文化又采取一概削除的简单粗暴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商鞅为了使秦国富强，他把农战作为治国之要。他奖励农战，主张加强农战教育。他说：“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慎法》)。
在教育途径方面，商鞅重视在通过农战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增长人们的才干。并认为人们的智谋是在长期的作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所实施的“法”教和奖励“农战”的政策，却包含着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一面。
韩非(约公元前～前)战国末期韩国人，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主义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韩非总结了战国前期和中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五蠹》)，是造成祸乱的重要原因。并认为当时的“私学”和统治者是“二心”的。这种“私学”是新兴地主阶级实行“法治”的绊脚石。因此他断然主张采取“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的措施，即禁止办私学的人的行动自由，禁止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韩非猛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反对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他指斥儒家的那一套“礼、乐、诗、书”的教条和“仁、义、孝、悌”的道德准则都是“愚诬之学”，“贫国之教”，“亡国之言”，是致使国贫兵弱，乃至亡国的根源。在韩非看来，其他学派的理论都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是非不分，统治者如果兼听他们的意见，就必然引起乱子。因此，韩非主张禁止这一切互相矛盾、只能惑乱人心的学说，而定法家于一尊。特别是要防止老百姓受到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要对他们的思想实行严格的统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中的激进派利益的，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对建立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也反映了地主阶级反动性的一面，即对劳动人民实行思想统制的愚民政策。韩非的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学术流派的繁荣也是极为不利的。
韩非主张培养“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孤愤》)。这些“智术能法之士”就是懂得和坚决实行法治路线的革新人物，并且是积极拥护“耕战”政策而为它进行斗争的战士。韩非对“智术能法之士”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做了详细的阐明：1、这种革新家必须是一个忠于封建国君“北面委质，无有二心”的人，并能做到“能去私曲，就公法”，“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有度》)，一心一意为封建主义国家效力的所谓“贤臣”，“良将”。2、这种革新家应该具有“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孤愤》)的品质。就是说他应该在思想上具备进步的历史观和变革思想；在政治上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有坚定地执行法治路线的坚强毅力和刚直的品质。
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他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他的“以法为教”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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