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读这段文字，我们在惊讶此药用“还阳参”三字，精妙地表述了其核心作用在于治疗诸虚百损，让阳气受损、阴阳失衡的病人阳气得到提升或还原的同时，还惊讶地发现，此药怎么会有一个外国别名“天竺参”呢？
我们知道，印度是唐玄奘译经时，对印度河流域古国的翻译。该名沿用至今。但早在汉代或晋时，又被译作“身毒”“天竺”“西竺”等。其中，“身毒”之“身”，读作“yuān”，意为孕，娠。《大唐西域记·印度总述》载：“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或云身毒、或云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还阳参别名“天竺参”，难道该药与印度有关？这确实有必要作一番探究。
据《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载，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带回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的见闻。其中，关于“蜀身毒道”的信息，引发研究者高度 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见蜀布、邛竹杖，问得西南夷有通身毒国道路一事，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也有记载。一件事，惜字如金的《史记》文献，分两处用较大篇幅记载，这说明此事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事。张骞报告，他于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年）在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在今阿富汗北部）之时，看到了邛竹杖、蜀布。作为汉中成固（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博望镇）人，张骞十分熟悉蜀地的邛竹杖、蜀布等物产。大夏人告诉张骞，邛竹杖、蜀布等，是大夏商人从身毒国买回来的。身毒国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地势较低，天气炎热潮湿。遇有战事，则骑象打仗。张骞估计，大夏距离汉朝一万二千里，处在汉朝西南，身毒国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那里有蜀国的物产，当距蜀郡不远。张骞带回的这些信息，大大地激发起了汉武帝打通西南夷的勃勃雄心。于是，汉武帝才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西夷西，力图打通“蜀身毒道”“指求身毒国”。可惜，经过努力，“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这就是说，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经过云南到印度的“蜀身毒道”就已存在。正如蜀葵，早在古罗马时期，就“盛开”在欧洲的壁画上一样，可以告诉人们中西植物的交流早已发生。而有些相近的向日葵，则是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于年才从美洲传到欧洲的。因而，还阳参完全可能通过“蜀身毒道”，从陆路早早地就传入了云南。另外，务本《滇南本草》上卷还载：“桃，各处俱有，独滇中生大黄桃，乃西竺种也。食之轻身。”这也可以告诉我们，在《滇南本草》之中，还阳参并不是唯一一种可能从印度传入云南的植（药）物。
地添药力，地助药奇。在我们认识到还阳参有个与印度相关的别名并不足为奇之后，我们从药物的分布，再次有些吃惊地发现，还阳参这种高30～50厘米，茎直立，深绿色，有纵槽纹，花黄色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仅生长于云南、四川、西藏的山坡、田边、路旁或荒地的草丛之中。而这些区域，都是“蜀身毒道”联系或辐射的区域。这就更进一步印证了还阳参有可能就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药物。当然，还阳参也有可能本来就是原产于我国西南地区，以及缅甸、印度与我国相连地域的一种药物。
围绕还阳参，还有一个让人惊奇的地方是，《滇南本草》是唯一记载还阳参的古代文献。在《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这部被称为研究我国古代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历史植物及历史地理分布等提供详尽科学依据的重要著作之中，关于还阳参的具体内容，仅有“明·兰茂《滇南本草》（务本堂本）卷二还阳参，一名天竺参，又名万丈深，又名竹叶青，又名独花蒲公英”。以及“清朱景阳《滇南本草图说》卷三”几字及所附还阳参图一幅。这等于说，我国古代关于还阳参的认识，仅有兰茂的《滇南本草》有记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没有关于还阳参的记载。《滇南本草》成为唯一的，也是最全面的关于还阳参的记载之书。年以后，关于还阳参的记载，也仅见于《文山中草药》地方专著，以及《中药大辞典》。因而，还阳参也好，大黄桃也好，都应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旅者”和见证者。《滇南本草》关于还阳参的正文文字，以及附方中入还阳参放于乌骨鸡腹内水煮、用新瓦焙乌骨鸡骨并肉为末制丸等每一句话，都值得我们认真研读，并将还阳参作为云南的道地药材加以系统研究、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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